把一张几百年前的城市地图和今天的地图放在一起，差别可能不仅仅是“过去画得不够准”。因为，手绘传统城市地图时，更多强调城墙、街巷、山川和标志性建筑，包含人们对于城市方位和景观秩序的认识。到了近代，随着测绘技术和印刷技术不断变化，三角测量、经纬网、标准化图式等陆续引入城市地图，一座城市开始被更精确地测量、定位和呈现。
日前在沪举行的“报刊—城市之路”学术工作坊暨“新报刊（媒介）史书写”专题研讨中，舆图史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钟翀展示了近代城市地图制印和流传中的这种变化。城市史研究，也探索出不同以往的“第三种视角”——媒介不仅是固有的“史料”或过去的“新闻”，而是动态的传播的视角。
上观题图：城市更新
城市空间“可阅读”
百年来，道路、街区、距离和方位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纸面上，而人们认识近代城市的唯一媒介远不止地图。
19世纪末，大量人口进入迅速扩张的上海滩。对于初来者而言，陌生的道路、密集的里弄、复杂的人物和场所，都可能带来一种强烈的“迷失感”。在这种情况下，批量印刷、规模传散的报章、杂志、书籍等出版物，就为这些民众进入城市、定居城市乃至享受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湖南大学副教授季凌霄对上海《游戏报》的研究发现，这类都市报，正是城市文化阶层形成新的都市“方位感”的重要途径。举例而言，1897年创刊的《游戏报》不断刊登娱乐场所、人物住址、城市轶闻等信息，在这些看似娱游信息的冲刷之下，原本陌生而复杂的城市空间，被转化成一个个可以辨认、可以访问的地点。
从这个意义上，报刊媒介也在帮助人理解“哪里有什么”“什么地方值得去”“这座城市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相比地图，报刊不断把人物、事件和日常生活叠加到这些空间之中。
在近代上海，除去地图指南、报章杂志，还有诸如人物传记、文学创作等，各类出版物层出不穷，通过文字与图像，塑造着人们阅读城市的方式。在专家看来，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正是在实体空间与印刷书刊在“被阅读”中相互遭遇、相互雕琢而逐渐形成的。
电波传声“集体收”
如果说地图和出版物改变了人们认识城市的方式，那么广播、电信、邮政等城市媒介，则进一步改变了人与人、城市与城市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上海，就出现过一种媒介经验——通过广播“集体收听”。上海大学副教授周叶飞发现，当时广播进入工厂、学校、商店和里弄，并不只是多了一种获取消息的工具。分散在城市不同角落的人，可以在同一时刻共同聆听同一个声音，广播由此进入城市日常生活之中。
这种传播机制下，工厂、学校、基层组织和社区空间，共同参与了广播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街头商店可以把收音机搬到门外，过路行人、顾客和店员围拢而来；私人收音机也可能变成邻里共享的公共设备。声音由此穿过不同空间，把原本彼此分散的人即时地连接起来。
档案资料显示，到1952年7月，上海已形成数百座转播工人节目的工厂广播台、500多个学校收听小组、约1000个妇女收听小组和600多个店员收听小组，经常参加有组织收听者达到约35万人。被流动的声波组织起来，成为基层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
新书封面：从报刊到电话，都是城市媒介。（资料照片）
“老技术”有新视野
地图、报刊、邮政、电话、电报、广播，今天看来大多已是传统的“老技术”，而其中却蕴含着研究新视野。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新近出版的《媒介视野中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一书主编黄旦认为，以往的报刊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把报刊作为认识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的材料，另一种则把报刊本身作为新闻事业加以研究。
而从媒介视角重新进入历史，意味着报刊以及与之相连的印刷、邮政、电信等技术，不再只是历史变化的记录者或传递工具，它们本身也参与了现代社会的形成。
可以说，从出版印刷到交通电信，从纸面上的城市空间到穿越城乡的流通网络，媒介技术改变的并不只是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它们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改变着人们认识空间、组织时间、建立联系和理解社会的方式。
在专家眼中，当今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迅速改变社会生活，重新观察当年这些“新型媒介”技术如何进入社会、融入城市，可提供一个重新认识现代生活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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